白居易逼死的关盼盼真相，白居易是个怎样的人？(4)

    

在文学创作上，白居易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，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诗歌合为事而作”，强调继承《诗经》、“风雅比兴”的传统和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，反对“嘲风雪、弄花草”而别无寄托的作品。《与元稹书》是他的诗论纲领，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早期的讽喻诗，是他提倡用诗歌来“补察时政”、“泄导人情”的实践，其中有不少是同情当代人民痛苦，揭露统治者腐朽与残酷的作品。但是，到了后期，尤其是晚年，大量的闲适诗、感伤诗代替了早期的讽喻诗，他的诗歌也丧失了战斗性和光芒。他的诗语言通俗，相传老妇皆能听懂。他和元稹友谊甚笃，世称“元白”。著有《白乐天长庆集》。

白居易的性格特点:

 

"君子居易以俟命"的思想,确实是白居易一生的写照,他早年性格较为积进强硬,耿介不屈,洋溢着兼善天下的热情,贬江州司马,三年的谪居生活,是他人生的大转折,虽不是从此甘于平淡,郄也改变了四十四岁以后的人生方向,处世态度,如其曰：「然而求名得名,求禄得禄,人皆以为能,仆独以为命,……所以上不怨天,下不尤人者,实如此也.今且安时顺命,用遣岁月,或免罢之后.得以自由,浩然江湖,从此长往.……」。

 

明哲保身、知足随缘、安时顺命成为白居易中年以后的指导原则,在政坛上,他没有明显的党派倾向,不卷入政治核心,而是用另一种方式,在权限范围内,直接造福百姓；而在内在的修持上,佛教思想开始敲击他的心窗,菩提种子逐渐发芽,茁壮,信仰的因缘已然具足.此后他便一直以儒释道三家思想,贯穿其一生,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云：「……处世者如是人（白乐天）,亦足矣.推其所由得,惟不汲汲于进,而志在于退,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,每裕然有余也……雍容无事,顺适其意,……」。